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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社交犯罪新形態考量司法應對
發布時間:2014-4-29  作者:楊贊 裴景珂  來源:檢察日報  閱讀次數:14550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虛擬網絡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社交方式,其發展規模和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然而,由于網絡匿名性和存在技術缺陷,一些人利用微信等虛擬網絡從事犯罪活動的案件時有發生。日前,《人民檢察》編輯部與鄭州市檢察院遴選典型案例,共同邀請有關專家,對利用微信等新型社交工具實施的犯罪行為的相關認定問題進行深入研討。

  利用微信引誘消費的行為如何定性

  微信等移動社交工具縮短了交友的距離,但也引發詐騙、強迫交易等犯罪數量的增多。“酒托類”案件就是典型代表。此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過微信平臺誘騙被害人在固定的酒吧消費,在被害人發現其消費的是以次充好的“高價酒”而拒絕付賬時,犯罪嫌疑人往往通過威脅、毆打顧客等方式迫使被害人付款。“迫使被害人付款的行為”能否認定為強迫交易罪中的“強迫他人接受服務的行為”,司法實踐中存在一些分歧。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李衛平教授認為,這種行為是強迫交易罪的“強迫”行為。實踐中,“迫使被害人付款的行為”不能認定為強迫交易罪中的“強迫他人接受服務的行為”,因為迫使其付款是目的行為,而強迫他人接受服務的行為是手段行為,“強迫他人接受服務的行為”的目的是“迫使被害人付款”。

  鄭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立志主張對此類行為分階段進行考量。首先,銷售階段,銷售以次充好的“高價酒”在刑法學意義上屬于一種行為類型,有可能同時涉嫌銷售偽劣產品罪和詐騙罪。其次,威脅毆打階段,如果被害人已經識破騙局,但因犯罪嫌疑人實施了壓制性暴力,則詐騙行為有可能轉化為搶劫罪。

  對上述觀點,鄭州市檢察院檢委會秘書李皓天不予認同。李浩天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應該認定為強迫交易罪。酒托類案件中,“迫使被害人付款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強迫交易罪中的“強迫他人接受服務的行為”。從民法上講,一個交易過程包括了要約、承諾、交貨(或提供服務)、收貨、付款等多個環節,任何一個環節沒有完成就不能說交易已經完成,任何一個環節是被迫完成的,整個交易就可以認定為被強迫。酒吧消費屬于非要式交易行為,雙方不需要訂立正式合同。店方拿出明碼標價的菜單,就意味著店方發出了要約,只要消費者點菜,就意味著做出了承諾,也就是說雙方達成了履行交易的契約,隨后的上菜、上酒等行為以及吃喝消費行為都屬于交貨、收貨的行為。顧客是否付款成了交易能否完成的最重要的環節,其行為當然構成“強迫他人接受服務的行為”。

  公民“個人信息”不包括視頻及照片嗎

  虛擬空間交友與現實生活中的交友有很大不同,公民個人信息容易暴露。利用微信平臺犯罪的特點之一是犯罪嫌疑人均是在獲取被害人個人信息后實施犯罪的。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是刑法修正案(七)中新設的罪名,但對于何為“公民個人信息”、“非法獲取”、“情節嚴重”等,修正案并未予以明確。

  河南省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閆斌認為,“公民個人信息”應當包括公民個人的姓名、職業、職務、年齡、照片、視頻、婚姻狀況、學歷、專業資格、工作經歷、家庭住址、電話號碼、信用卡號碼、指紋、網上登錄賬號和密碼等與公民個人存在關聯并可以識別特定個人的信息。關于“非法獲取”的界定:“非法”是指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其行為方式表現為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信息,竊取應包括偷拍、秘密錄音、秘密跟蹤調查等。通過騙取、利誘、脅迫、搶奪、搶劫、恐嚇、非法侵入他人計算機系統等法律明文禁止的手段而獲取的,均可視為“非法獲取”。關于“情節嚴重”的認定,一般認為,應當按順序從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目的、手段、用途、數額(具體包括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數量、違法所得額、次數)、危害結果綜合考量。

  王立志則認為,不應當將視頻及照片視為個人信息。個人信息又稱個人資料,一般是由生活和工作兩大方面構成。生活信息包括:個人或家庭組成和成員信息、個人或家庭財產信息、個人或家庭收支信息等。工作信息包括:目標、工作任務、日程計劃、通訊信息、郵件、工作日記、紙質和電子文檔等。這些個人信息的共同特點在于:都能夠以語言、數字、文字等數位方式進行統計、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分析等。而視頻及照片顯然已經遠遠超出這一范圍。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否認裸聊視頻及圖片屬于個人信息,并不意味著在網上將其散布就不構成犯罪。上傳裸聊視頻及圖片的,有可能構成刑法第364條的傳播淫穢物品罪。如果同時注明裸聊視頻的個人姓名,還可能涉嫌侮辱罪。

  社交軟件開發商、運營商是否承擔責任

  犯罪嫌疑人利用微信實施犯罪活動,與軟件“搖一搖”、“漂流瓶”、“查找附近的人”等功能存在漏洞不無關系。如何厘清社交軟件開發商和運營商的責任?

  有觀點認為,社交軟件的運營商應當為軟件在這些犯罪中所起的工具作用埋單,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

  李皓天不同意該觀點。社交軟件不具有“工具之惡”,其功能并非主要用于犯罪活動。一是合法社交軟件并非用于犯罪活動,這些功能實際上創造了若干使用社交軟件的相近區域用戶之間一個接觸和交友的機會。二是社交軟件并未使用戶的法益處于危險的狀態,并不足以對用戶造成現實的威脅。一般都是先通過搖一搖功能先建立與被害人聯系,進而與被害人進行溝通,再尋找合適的時空環境實施犯罪。三是社交軟件沒有在犯罪進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犯罪的實施與社交軟件并無直接聯系,社交軟件并沒有對犯罪活動的實施起到任何關鍵的作用。

  閆斌認為,社交軟件的開發商、運營商是否應當承擔法律責任,主要看其是否存在過錯。社交軟件的開發商、運營商應當及時提醒服務對象面臨的風險和后果,如不存在過錯則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認定責任分配時應當和自己所可能擔負的技術責任有關。王立志認為,在網絡行業,社交軟件的服務運營商屬于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的一種形式。服務商僅提供電子郵件傳輸、文檔發送、搜索引擎等網絡平臺服務,因此,其對利用該網絡技術服務所散布之違法性信息并無編輯審查的實質義務。由于微信社交平臺中所散布的信息數量異常龐大,任何一個社交軟件運營商都不具備對這些海量信息進行逐一審查的技術能力,因此不應承擔監管責任。

  (本次研討會詳見《人民檢察》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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